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由盛轉衰,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權趁虛而入,至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已攻陷唐朝的隴右道東部和劍南道西部諸州,甚至一度進佔長安。在切斷了唐朝通往西北的道路之後,吐蕃轉而蠶食河西和安西、北庭的廣大土地,吞併了唐朝西部全境,導致“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大量漢人淪於吐蕃統治之下。吐蕃與唐朝以隴山為界,唐朝以“防秋”的形式對吐蕃嚴加防範,兩方對峙的情況到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張議潮以隴右全境歸唐為止。在這段期間裡,泛指吐蕃強佔區的“河湟”不僅是唐朝上下的切膚之痛,也成為中唐詩歌的一個重要主題。據統計,《全唐詩》、《全唐詩補編》、《敦煌歌辭總編》等總集中所收有關“河湟”的詩歌超過600首,間接相關的數量亦多。作為中唐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自然也不例外,他寫下了《縛戎人》、《西涼伎》、《城鹽州》等以“河湟”為主題的詩歌。而《縛戎人》這首詩則並非從河湟之地或河湟之民這種宏觀角度出發,而是選取了一個普通的淪陷區百姓作為切入點,透過敘述他的遭遇來表現“達窮民之情也”的主旨。
這又要涉及當時的另一背景,即唐朝邊防所存在的嚴重的捉良冒功問題。唐朝在邊疆設城、軍、守捉等軍事組織,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捉生口”,簡稱“捉生”,即生擒敵方犯界人員。越到後期,就越出現捉良冒功的現象,這種情形的產生源於當時邊將以戰時殺敵和捕獲生口的數量定軍勳遷轉和賞賜。除了勳官遷轉之外,按照唐賞格規定,捕獲敵軍的數量與軍功的大小有直接聯絡,且直接體現到賞賜的數量。“依開元賞格:每獲一生,酬獲人絹十匹。”在軍功的誘惑下,唐朝邊軍亂抓生口,虛報戰功的情況變得愈加嚴重,造成了一個又一個人間悲劇。9世紀時的日本僧人圓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對唐軍亂捉生口,以無辜邊民冒充叛人以求戰功的事情記載道:“打路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頗有敕催,怪無訊息:‘徵兵多時,都不聞徵罰者何?’彼兵眾驚懼,捉界首牧牛兒、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稱捉叛人來,敕賜封刀,於街衢而斬三段……見說:‘被送來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種百姓,枉被捉來。國家兵馬元來不入他界,恐王怪無事,妄捉無罪人送入京也。’”這種胡亂捉生的現象在唐代中期非常普遍,以致宰相李德裕主張改革開元賞格,以抑制邊軍捉良冒功的惡習。因此,既要控訴吐蕃強佔區漢族人民的苦難,又直擊了捉良冒功這一唐代邊防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成為白居易創作《縛戎人》的時代背景。
參考資料:
1、司馬光.《資治通鑑》: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7147頁
2、餘恕誠、王樹森〈唐代有關河湟詩歌的詩史意義〉,《學術界》2012年第8期。
3、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第7207頁
4、圓仁著,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4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