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歐洲旅遊,在法國,溫習了一段歷史。年,當納粹德國撤退巴黎之時,希特勒曾下令炸燬塞納河上所有橋樑。但是德軍總司令違抗軍令———面對著與巴黎城市渾然一體的這些橋樑建築史上的輝煌傑作,他的心顫慄了。
幾天後,在德國的海德堡,聽說了類似的故事。當年盟軍為攻克德國,萊茵河流域的許多城市都遭到了炮火的轟炸,而海德堡倖免於難,原因是那裡有“出此校門,便無學問”的海德堡大學,那是誕生過無數科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的學府,甚至盟軍中的一些高階將帥也是畢業於這個學校。
今天,幾十座造型各異、金碧輝煌的橋樑安然無損地跨在河面上,他們成為巴黎光榮的脊樑。而萊音河畔,海德堡沐浴在寧靜、典雅的光輝中,繼續貢獻著學問和理想。試想,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裡,一旦理智徹底崩潰,無論是巴黎,還是海德堡,都會一夜之間變為廢墟。在炮火紛飛、殘酷廝殺的年月,是什麼拯救了這兩座城市?是什麼力量使他們讓敵人們的城垣倖免於難?是對文明的敬畏之心。
我傾向於相信,敬畏之心並不一定依賴於倫理、道理,也可能依賴於人的自身,是在作惡、犯罪、屠戮的過程中殘留的人性或者良心的發現。
由於對文明的深深敬畏,歐洲一座座古城完整地儲存下來。從大都市恢弘的教堂到鄉村小鎮蒼老的中世紀城堡,小心翼翼地保護,年復一年地維修。我在佛羅倫薩時,正值大衛雕像維修,雄偉的大衛像被綁上了石膏的傷兵,而在威尼斯和羅馬,搭著腳手架的古建築更是隨處可見。由於對文明的敬畏,古城區不允許輕易出現新建築。一座新建築的出現,要經過從政府到專家的反覆權衡,歷經數年,最終經嚴格的立法程式透過。站在米開朗基羅廣場俯視佛羅倫薩,最具高度的地標始終是指向蒼穹的古建築尖頂以及壯美的歌劇院、音樂廳、博物館。新建的任何商業、生活和娛樂設施都不敢輕易超過這個高度。
對於每一個民族每一個時代,敬畏之心都是必需的,我們應該永遠呼喚對文明的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