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定會回來

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上第一位拿到物理學、電子工程學和經濟學三個碩士學位的中國人。

　當時我們的校長，著名的華人科學家田長霖先生，也是中星微電子創始階段的投資人之一，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給我幫助的時候他特別提到一句，你拿到了的這三個學位，在伯克利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我希望能看到你有一天把你學到的這些知識帶回中國去，在中國創造一個奇蹟。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當時是這樣跟我講的。在年的時候，我決定回國創業，也實現了當時田校長授予我這三個學位時的深切希望。

　年月日，在中關村一個破舊的倉庫裡我和我的三個朋友楊曉東、張輝、金兆瑋開始了我們中星微創業的第一天。那時候創業是很艱難的。我記得冬天的時候，倉庫暖氣不熱，張輝的手都凍裂了。對於他這樣一個從矽谷回來的博士，一個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科研人員而言，手上起了凍瘡，在這樣一個艱苦的環境下創業，對別人來說有點不能想像。有人曾問我為什麼不挑一個更好一點的辦公室？我想，一方面從節約資金的角度，另外，如果能夠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過去，我們就可能度過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而只有這樣也才能迎來屬於自己的春天和秋天。所以，第一年的冬天，不僅僅我們自己挺過來了，又招了一些新人。我們就在倉庫之外租了它的會議室，後來又把會議室改成了工作間。今天，我們擁有四十幾位從矽谷回來的留學人員以及創新的核心技術，而我們的起點是非常艱苦的。所以，我要告訴那些想自己創業的年輕人，不要因為自己受到的挑戰而感到力不從心，或者產生悲觀情緒。正是這種挑戰，才能使你個人做出的承諾變得更加可行，使得我們變得更有力。

　年月，經過長達十幾個月的努力，我們開發出了第一款多媒體晶片“星光一號”，並打進了飛利浦這些國際企業的產品中。也就在年，我們四個創始人中的三個去日本銷售晶片，去拜訪索尼。索尼的一位主管，在我們見面的時候，在我們只說了是北京來的，要賣給他們影象處理、攝像等等晶片的時候，他們就說我們索尼有幾千種這樣的產品，幾百個這樣的專利，我們索尼是這項技術的鼻祖，如果你想學的話，可以看看展覽，看看產品，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聽你銷售產品的介紹，我們還需要去參加其他會議。本來我們跟他約好了一個小時的見面時間，可只談了五六分鐘。我們非常尷尬，你想，去日本，一個小公司，還很不掙錢，付了飛機票、酒店住宿費用等等一系列的代價，跑到日本只見了五分鐘。出了門時，我就對張輝講：“我們一定還會回來的!”

　盛田昭夫在二戰之後，建立了索尼。他最崇拜的、最想競爭的一個公司就是飛利浦。他到荷蘭的飛利浦所在的小鎮，想與飛利浦交流。在他的自傳裡就特別講到一次，他在飛利浦公司的外面喝咖啡，當時的服務員很少看到亞洲人，就問他，你是從哪裡來的？他說他是從日本來的。他說是為了看飛利浦的，飛利浦的電器非常棒等等，服務員為了表示友好，就說：哦，我們這裡也有日本產品。他去了後面，拿出了日本紙做的小傘，就是放在飲料杯裡的那種小傘，他覺得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來把這件事情作為激勵大家的故事。他一回來就給索尼公司定了兩個使命：第一個使命，希望索尼開發的技術和產品能夠使我們全體的員工在裡面找到快樂和自豪。第二個，為日本的重建而奮鬥。

　索尼之行使我更加堅定了信心，我要挑戰，我要回來，我要打進索尼!這對於我們而言是一個追求的目標。我回來以後，把我的經歷跟全公司人講了，當時我們已經打進了三星，我們打進了飛利浦，我說一定要打進索尼，雖然它是鼻祖，雖然攝像、攝影等等裝置都是索尼發明的，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之一，我們也一定要打進索尼。

這個誓言所代表的挑戰，對公司來講是一種精神和文化的載體。在經過了四年之後，也就是今年夏天，索尼新一代膝上型電腦上的嵌入式攝像頭，已經是跳動著我們星光中國芯。在這個擁有多達幾千項專利的鼻祖面前，作為中國人，我們回來了，把我們的晶片打進了影象處理的鼻祖的產品中去了。這個事件已經成為中星微的精神寶藏，使得我們源源不斷地從中找到力量，而這種力量中蘊涵的創新精神，那種責任感，也不斷影響和推動著我們自己不斷前進，我們也希望它能夠不斷影響和推動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國家的發展中來。

　現在，我終於可以高聲說“I am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