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
你會去做什麼
直到28歲，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邊是北京、外企、體面的日子，另一邊通往昆明、愛情、未知的生活。
2001年，她從老家貴陽考入北京大學會計學系，畢業後先從事諮詢行業，後跳槽到一家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接著留美攻讀會計學碩士學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財務管理。沿著一條“被預設”的軌道，田星“無偏差”地一路走來。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個與自己人生軌跡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時剛從美國回來，朋友介紹她為一個公益活動做志願者。田星一口答應下來。等到對方傳來活動資料，她心裡不自覺地震了一下：“居然還有人在服務這樣的人群，麻風病康復者?”
網路的另一端，活動組織者司佔傑正盯著田星的簡歷犯糊塗，一時沒搞懂那些英文縮寫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從雲南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這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年輕人又返回窮鄉僻壤，他跑遍了雲南30多個麻風病村和數百個自然村落，試圖讓麻風病康復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納。
那一次的活動，是組織一些身體較好的康復者到北京旅遊。在為期一週的北京之行和隨後一個月的雲南回訪活動中，同樣生於80年代初的兩個年輕人慢慢靠近。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飯後兩人一起散步。司佔傑隨意丟擲一個問題：“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會去做什麼呢?”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說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認識那兒的人，和他們聊天，把他們的故事一一寫下來。”
司佔傑聽後一言不發。“喂，你怎麼不說話了?”田星納悶。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樣!”司佔傑抑制不住興奮，吐出了心裡話，“我邀請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愛情突如其來，田星跌入了沉默。兩個人一路無言，走了半個多小時，她最終點了點頭。多年以來，她接觸的男性大多關心“事業、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佔傑，卻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氣這樣做。
這個工作不中
在大學裡，司佔傑讀的是經濟法。畢業那一年，同學們有條不紊地流入各個體制內單位，最普遍的選擇是進國有銀行，也有人繼續讀研。他卻投身一家名為“國際專家扶貧組織”的公益機構，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縣的彝族農村裡搞扶貧工作。
司佔傑的大學室友牛正勇至今記得，同學們對司佔傑的選擇“非常吃驚”，一位教授還忍不住評價：“我們雲大出了一個怪才!”
司佔傑的老家在河南省開封市通許縣孫營鄉的北李左村。畢業後頭一年春節返鄉，大年初一早上8點剛過，7個叔叔陸續來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們把侄子的工作性質詢問一番後，坐在小板凳上的閒話家常馬上演變成“批鬥會”。
“你弄的是啥玩意?這個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斷。
在老家，司佔傑名聲不小。
1998年，他高考分數為通許縣文科頭名，成了村子裡20年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整個家族為之一振。
可漸漸地，司佔傑一邊奮力拼搏往前，一邊卻發現心裡總迴響著另一種聲音：“我為什麼走在這條路上呢?究竟是什麼推著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開始苦苦地進行“自我探索”。偶然瞭解到雲南箇舊附近一所村小的學生生活困難後，他和寢室裡的哥們兒每人每月出10元錢，5個人一起資助一個孩子完成學業。大三時，他一個人跑到那個孩子家中瞭解情況。得知那裡的家庭普遍貧窮後，他開始聯絡朋友，資助鄉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漸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實是“一個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嚴與價值”。可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司佔傑起初不瞭解具體的途徑，直到畢業前夕，他無意中從網上看到《中國發展簡報》，一份介紹中國民間組織發展動向的刊物。
“啊，原來有NGO(非政府組織)這個領域!”司佔傑突然意識到，就業，除了“當官”與“做生意”，還有民間組織這個“第三條道路”。他內心喜悅，自認為自己的選擇可稱之為“一份偉大的事業”。
人總歸要離開父母
田星的父母經歷過“上山下鄉”，之後考上了貴州省廣播電視大學。父親畢業後在一家小型工廠裡當機械工程師，母親留校任教。這對遭遇了時代波瀾的父母，心裡總有遺憾，所以盼著孩子過上“成功的人生”。
女兒剛剛本科畢業時，他們就賣掉了貴陽的兩套房產，為她日後出國留學做準備。他們期待孩子海歸之後更上一層樓，找一份更“高階”的工作。對女兒的終身大事，他們一度張羅著給她介紹“家裡當官的”，好讓她“以後不用受欺負”。
眼下，田星的選擇讓這對已經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滿了失望。
“你看你現在，工作這樣，戀愛也這樣。你努力了這麼多年，原來在很多人看來，你都是比別人優秀的，但現在……”
對這種埋怨，司佔傑深有同感。他的父親高中畢業後接受培訓，成了一名鄉村醫生。母親則在農活之餘為家裡的診所打下手。為了供他上大學，家裡前前後後花了五六萬元。
司佔傑上大一時，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兒子，也就承載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2004年，司佔傑第一次接觸麻風病康復者，便感到無法抽身離開。為了爭取理解，司佔傑隔三岔五就往家裡打電話，把自己幫助的麻風病康復者的故事講給父母聽。2006年，他甚至把母親帶進了麻風村，讓她親眼看著自己工作。
行醫的父母也漸漸開始關心這些受折磨的人，與兒子通電話時常常問起康復者的近況。可他們對兒子的責怪，卻沒有停止。
司佔傑相信一點：“人總歸要離開父母，心理上實現獨立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選擇獨立於父母。在戀愛這件事情上，她試圖向父母發出訊號——自己“態度堅定，跟以前不一樣了”。
這個訊號始於一個簡單的拒絕。儘管從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個多小時，田星還是讓自己“忍著”，沒有搬到父母在她辦公地旁邊租下的房子。
可每個週末去看望父母時，聽著他們不斷表達“失望”和“傷心”，田星心裡仍然痛苦不已。
拿著幾乎相當於父母全部積蓄的錢出國留學時，田星曾想著回國後躋身待遇誘人的投資銀行，全力回報父母。可如今她漸漸發覺，用自己的人生去滿足父母，“似乎永遠也滿足不了”。“我只能跟他們說，我不受你們控制了，但我還是很愛你們的。”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
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麼
為了給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援，今年夏天，司佔杰特意申請到北京大學參與一項為期5個月的研究。
飛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親打來電話，問女兒怎樣慶祝。“今天司佔傑來陪我了!”聽著女兒語氣甜蜜，母親突然表示，為他倆“開心”。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記得，從那一天起，父母的態度慢慢轉變。上個月，她休假回貴陽，母親隨口說了一句：“要是你們覺得合適的話，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終於鬆了一口氣。
“你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一次爭吵中，田星忍不住責怪司佔傑對未來的日子“不太負責”，在心底某處，這個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著與父母同樣的擔憂。
“我還是不想過需要太斤斤計較的生活。”平靜下來，她語調緩慢地解釋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過上那種日子，我會以一種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只有在這個時候，司佔傑會感到“很受打擊”。他理解女朋友的糾結與猶豫。參加她與同事的聚會時，他在一旁默默觀察，心裡想著如果田星繼續努力，幾年之後也能成為像模像樣的“外企高管”，過上體面而安穩的日子。
“我們都被一種強大的外力一直推著，這力量不知道哪裡來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話，或者周圍人的選擇……相當大一部分人就這樣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麼，而明白了，還會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佔傑說。
他承認，自己也不確定在所選擇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麼。他只是希望鼓勵田星——他所愛的人，嘗試著聽從內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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