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背景:
馮艾,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先後赴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縣白崖鄉中學和雲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戰河鄉中學支教。曾榮獲中國青年志願服務金獎、中國十大傑出志願者稱號和中國青年五四獎章。
和馮艾交談,能夠清晰地感覺到她超出年齡的理性、冷靜、平實和成熟,讓我一再地有種錯覺——似乎自己是在和一位長者對話,然而那張被西部陽光曬得黝黑的臉上時而閃現的純真而俏皮的笑容又提醒我:她,也不過是一個剛剛二十多歲的女孩子。
我將這種感覺告訴馮艾,她笑了:“來西部吧,那是一個能讓人快速成長起來的地方……”
以平常心,做志願者
其實,當初本科畢業決定去寧夏西吉縣支教,我是多少帶著一些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情懷的。記得到了西吉的第一個晚上,我和同去的女生坐在土炕上,看著窗外大西北幽藍廣闊的夜空,說著即將開始的新生活,感覺自己就像是一位無私無畏的勇士來拯救這裡受苦受難的人們,我們被這種感覺激勵著,興奮得難以入眠。
只是我的關於“勇士”的浪漫幻想很快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變得蒼白——當我發現一位高二的學生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時候;當我看見那些學生在自習課上打撲克的時候;當我看見當地的有些老師遲到、早退,對工作不能盡職盡責的時候;當全班有一半的學生輟學的時候,我真急啊,而更多的是無奈——一支小蠟燭面對一座大冰山的無奈。
記得有一次,一個高三的男生來向我請假,理由是要去參加一位朋友的婚禮。我問他:“你現在是高三了,是高考重要還是參加朋友的婚禮重要?”可是他執意要請假,我特別生氣,對他說:“你知道你能來讀書並且能一直唸到高中有多幸運?有多少上不成學只能去放羊的孩子羨慕你?你的父母,一日三餐都是兩個土豆就著涼水的父母,你知道他們有多麼不容易?”說著說著,我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對自己的支教選擇感到氣餒。
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心態,讓自己明白志願者只是普通人,普通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然後平靜下來,腳踏實地地從每一件小事開始做起。
我首先要面對的是學生學習基礎極差的問題。那個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學生,我讓他每天放學後來我的宿舍補課,從“ABC”開始補起。有一次補完課天已經黑了,我不放心他一個人走那麼遠的山路回家,就獨自去送他,結果回來的時候,我卻迷路了,而天又颳起了大風,我一個人在風聲如吼的山裡轉呀轉,又急又怕。這時候我看見遠處有三三兩兩的火把亮了起來,聽見有許多人在呼喊著我的名字——原來是校長帶著村民還有學生上山找我來了,我一下子哭出了聲,哭得像個孩子……這個學生的英語從最初的8分到28分再到48分——奇蹟並沒有發生,但是這點點滴滴的進步仍讓我感到欣慰。
讓我最憂心的是學生輟學的問題。每天早晨走向教室的時候,我心裡都會隱隱地害怕:今天不會又有哪個學生不來了吧?我難忘有一次去一位貧困學生家裡家訪,當我脫鞋上炕的時候,學生的母親看著我的皮鞋對孩子說:“娃兒,你要好好讀書,長大了就能穿上皮鞋了!”那雙皮鞋是我在縣城花了39塊錢買的,但就是這樣一雙皮鞋,卻是一位西部母親一輩子的心願!面對這樣的家長,我不忍心說出:“您孩子這學期的學費還沒交呢!”我所能做的只有不斷地將自己微薄的工資拿出來,儘可能讓學生在學校裡接受教育的時間久一些、再久一些;只有不斷地給我的家人、同學、朋友寫信,請求他們資助貧困學生,搞得我的朋友們都說:“馮艾,一看見你的信來,不用看內容,我就知道得掏腰包了。”
曾經有人問過我:“馮艾,西部有那麼多上不起學的孩子呢,你幫得過來嗎?”每當這時,我總喜歡講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堅持在退潮之後的海邊將那些擱淺在沙灘上的魚兒撿起扔進海里,有人笑他傻:“沙灘上成千上萬條擱淺的魚兒呢,你撿得過來嗎?”這人說:“我撿不過來,但對於被我撿到的那條魚兒來說,它會因此獲得生命。”
是的,就是這樣,只能是這樣——一個人一個人地幫,一件事一件事地做,也許一批志願者並不能改變什麼,但我堅信一批又一批志願者的漫長接力,一定會給西部帶來驚人的變化!
給予,是一種幸福
我喜歡稱呼我的學生為“我的孩子們”,他們則喜歡叫我“姐姐”,這亂了輩分的稱呼卻恰如其分地表達出我們之間已經超越師生情誼的一種親情。
在寧夏支教的時候,我的班裡有一個叫“馬秀蘭”的女生,因為父親身患重病,家境極其貧困,她很自卑很內向,成績也不好,我能感覺到她就像活在一個玻璃罩子裡邊,在漠然地看著這個世界。
至今,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我的什麼言行觸動了這個孩子,使得她主動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在信裡她叫我“姐姐”,向我傾訴了她的苦惱與茫然。這樣的文字交流成了我們之間的小秘密,我會經常悄悄給她遞小紙條:“今天表現不錯!再接再厲!”或者是“知道嗎?你笑起來很漂亮,希望能經常看到你的笑容!”她也會給我遞小紙條,關心著我的生活:“姐姐,天冷了,多穿件衣服。”我親眼看著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一天天變得活潑起來,我不由自主地關注她,像任何一位姐姐關注妹妹一樣,我突然明白:原來陌生人之間,也真的可以有親情。
那一年的寒假我回到北京,馬秀蘭大概很擔心我不回來了,她給我寫信,說:“姐姐,你不在,我做什麼都沒興趣。”她還給我寄來家裡油炸的饊子,饊子寄到北京早已碎成末末,而更讓我心疼的是那筆對馬秀蘭來說太過昂貴的寄費——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竭盡全力向我表達她的挽留。
馬秀蘭後來考取了固原師範,成了他們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像馬秀蘭這樣的孩子在西部有很多,他們不善言辭,卻都是那樣純樸和善良,一旦喜歡你就想為你做任何事情。他們幫我們去三里地外挑水,幫我們生爐子、曬被子,他們會將自己認為最寶貴的東西送給我們,儘管這些東西可能只是:一串塑膠珠子串成的手鐲、一把新鮮的蔬菜,甚至是一碗麵條……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學生在作文裡寫道:“馮老師,在這裡我代表全國人民向您說一句:我愛您!”
面對這樣的學生,我惟一的感覺是恨自己沒有更多的可以給他們。記得去西吉時我帶了七個箱子的東西,回來時只隨身帶了一個皮包——書、筆、衣服、洗髮水、香皂甚至食物,我都分給了需要的學生,而我自己,經常兩個月都穿著同一套衣服,惹得學生們說我:“老師,你太懶了,怎麼不換衣服啊?”記得那一年的初春,天氣剛一轉暖,我和另外一位志願者就迫不及待地將自己的大衣和毛衣脫下來送給學生:“天氣暖了,我們穿不著了,你們留著明年穿吧!”結果沒想到天氣突然降溫,還下起了雪,我們穿著一件單薄的夾克圍在爐子邊上抖抖嗦嗦地看著學生們穿著我們的大衣和毛衣在雪地裡打雪仗,覺得十分開心。
真的,當你讀懂了西部的那些孩子眼裡的渴望,你所能做的就只有給予、給予、再給予——只有給予,你的心裡才會好受一些。
現在,我和許多寧夏的學生依然保持著聯絡,我依然在儘自己的最大力量給他們提供幫助。有一位記者問我:“要操心這麼多人,你有沒有煩過?”我知道他是想借這個問題引導我說出一些擲地有聲的豪言壯語來,很遺憾我說不出那樣的話來,我只能說:“我不煩,因為我和他們之間有感情了,就像家人一樣,誰會真正煩自己家裡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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