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晨5點的電話
黃沁是被一陣急促的鈴聲吵醒的——婉轉、悠揚的系統鈴聲，沒有記錯的話，這應該是媽媽的手機鈴聲。身側的被子被掀開，隨後是拖鞋相撞的聲音。黃沁聽到媽媽問了一句：“是不是要立刻回去？”兩秒之後，這名婦產科醫生沉穩地回覆，“好的，我馬上回去。”
這裡是江西撫州的一間山莊。大年三十的清晨6點，天際還未破曉，黃沁家裡卻已經燈火通明。地上散亂地放著一捆捆蔬菜，還有幾條活魚。“姨媽、舅舅們看到媽媽的微信後，早早起來去魚塘裡撈的。”黃沁說。
如果不堵車，10個小時後，這些儲糧將隨著黃沁爸爸的車抵達900公里外的深圳。而在當晚，深圳市衛健委公佈了深圳市15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詳情。
媽媽返深後，黃沁的姨媽在朋友圈裡感慨：“剛到家就接到歸隊的通知，姐姐身為一個醫務工作者在此時也是責無旁貸！”晚上，一桌熱氣騰騰的年夜飯如期開席，眾人斟酒、碰杯。黃沁的外婆生養了6個子女，他們常年天南地北，很少聚齊。今年是難得全部到齊的一年，儘管這場大團聚只維持了不到24個小時。
在黃沁的記憶裡，這不是媽媽第一次缺席年夜飯。
“從私心來講，我不太願意媽媽回去上班。”黃沁的語氣有些複雜。儘管疫情還未大規模地席捲各地，但隨著感染資料不斷攀升，口罩、防護服開始成為微博常駐熱搜詞，身處疫情中心區外的人都隱隱焦躁起來。
高懸於頂的病毒陰影，讓黃沁開始有些資訊敏感。“每天睜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開啟微博刷疫情資料。”疫情新聞心情在安定和焦慮之間往復，如同彈珠。
而在1400多公里外的山東省，舒朗的爸爸正準備出門前往醫院上班。口罩、手套、無菌帽、防護服、防護眼鏡，這是舒爸爸每天上崗時必要的裝備。
儘管所在的骨傷科並不是與疫情直接相關的科室，但舒朗的爸爸還是在除夕夜接到了加班的通知。電話響起的時候，舒朗的妹妹正纏著爸爸，撒嬌要拿爸爸的手機看影片。
“心裡還是有些忐忑的。”舒朗嘆了口氣，“尤其怕因為恐慌導致的衝突。”
舒朗的爸爸是本地的一線醫生，2003年“非典”爆發的時候，舒朗曾一連幾日見不到他的蹤影。為了和爸爸見面，舒朗故意將自己弄感冒直至發高燒。“但是我爸依舊沒回來。”舒朗說，“後來我才知道，爸爸聽說我發燒後急得跟院長起了衝突，得知我退燒後在電話裡一個勁兒地哭。”
17年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全國多地爆發，舒朗的爸爸如同2003年一樣站到了抗擊疫情的前線。舒朗如今已經26歲了。這一次，舒朗不再需要故意將自己弄感冒才能見到爸爸。
“好在我也是醫療行業的一員了。”舒朗的語氣中帶著欣慰，“這次我可以跟爸爸一起堅守在崗位上，共同對抗疫情。”
2、下午3點的年夜飯
碼得整齊的生菜、金針菇，肉丸對半切開，湯底冒出微黃的氣泡，林博瑤一家的年夜飯在火鍋的熱氣中徐徐開展，而牆上的掛鐘顯示此刻的時間是下午3點。
“爸爸5點就要去醫院值班，只能提前吃年夜飯了。”林博瑤簡單地介紹了一下原委，“吃完時間剛剛好。”
林博瑤一家住在廣東省某個小鎮，而爸爸是鎮上醫院的院長。疫情爆發後，林爸爸所在的醫院被確定為定點治療醫院。鎮上第一個疑似病例被送到醫院的時候，林博瑤的爸爸恰好在休息。“其實還有點小慶幸。”林博瑤說。但很快，第二個疑似病例被收治，林博瑤開始有些不安。
小鎮地處偏遠、經濟落後，鎮醫院的防護物資十分有限。為了將更多的口罩留給爸爸，林博瑤一家自覺地取消了所有聚會活動，“儘量不出門”。
隨著疫情逐漸蔓延，小鎮上的部分居民開始聽信“封村封路”的謠言，甚至哄搶物資，口罩價格水漲船高，而鎮上仍然可見不戴口罩出門的居民。“比較無奈，爸爸也很無奈。”林博瑤說。
如果林博瑤一家的年夜飯是“速戰速決”，那麼許雯家的年夜飯則是“姍姍來遲”。許雯的媽媽是河南省的一名內科醫生，爸爸在食品質量管控行業工作。聯絡上許雯的時候已經將近深夜11點，而許雯還在等媽媽回家。“等媽媽回家做飯給她吃。”
加班是許雯媽媽近期工作的常態，除夕夜也是如此。當晚，許雯的父母姍姍而歸，一家人剁餡兒、調醬，深夜11點，一盤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上許家的飯桌。
許雯非常珍惜這種家人團聚的時刻。許雯是一名大二學生，學校地處四川，回家的機會不多。父母早出晚歸，許雯跟父母相處的時間變得很少，她偶爾跟父母打趣：“我現在是父愛都極度缺乏啊。”
在這場疫情爆發前，許雯一家本來有非常豐富的新年計劃：臘月二十八去買衣服，大年初一看電影，再約小姨一家去滑雪……而不斷攀升的疫情資料讓許雯一家變得“兩極分化”：一邊是風塵僕僕的父母，一邊是終日宅在家裡的子女。
許雯和弟弟經常會向媽媽抱怨居家生活的無聊，而媽媽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你們覺得無聊的家，是多少醫務工作者想回卻回不去的家。”
“我特別特別擔心。”許雯連說了兩個“特別”。家裡僅有一個N95口罩，許雯的爸爸已經連續戴了一個星期。在媽媽的手機裡，許雯曾經刷到一條朋友圈資訊。“有些醫務工作者把蓄了多年的長髮剪掉，只為了工作方便。”當時許雯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照片上的女孩子們剪了短髮，笑靨如花，許雯知道，這些女孩子其實跟她差不多大。
3、為媽媽做飯
切菜，架鍋，下油，顛勺，這是侯微每天必做的事情。一通忙活後，侯微從廚房裡端出一盤豬肉炒萵筍，還有一道清蒸鰈魚。侯微在準備媽媽的晚飯。時間估算得差不多的話，媽媽敲門的聲音應該在晚上10點左右響起。
按照原先的人員安排，侯微的媽媽是不必在一線作戰的。侯微的媽媽已經57歲了，還有3年就可以退休。但在得知疾控中心沒有將她安排在疫情應急組時，她有些急了：“我有經驗，也還能幹，能不能讓我做點兒什麼？”
進入應急組後，從大年初一至初七，侯微的媽媽只有兩個上午在家休息。
那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休息，對侯微的媽媽來說，她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在作戰。侯微將媽媽形容為“記者”。“手機一響她就特別緊張。”侯微說，“基本上處於心理時刻緊繃的狀態。”
侯微家在河北省承德市，媽媽是當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承德市公交停運之後，媽媽上下班的方式變成打車，但能否打到車卻是一個未知數。不太幸運的時候，她需要步行近一個小時才能回到家。
天氣寒冷，天空有時會飄起小雪，而夜幕的降臨讓寒意加劇。“媽媽倒想得開，就當鍛鍊了。”侯微說。
媽媽不介意，身為女兒的侯微卻很心疼。侯微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母親職業特殊，無法時時陪伴她。“‘非典的時候媽媽就把我扔下了。”侯微語氣如常。
多年來，媽媽不在家的日子裡，侯微練出了一身廚藝。沒事兒的時候，侯微會戴上口罩去樓下的菜鋪買菜。擺攤的叔叔阿姨為人豪爽，菜價優惠，有時甚至對侯微說：“你隨便拿一些，送你了！”惶惶不安的疫情氛圍裡，這些點滴的細節讓人倍感溫暖。
4、“我想和醫院吵架”
這不是李詩第一次在武漢過年，但從來沒有哪一年過得同今年這樣令人心慌。沒有年夜飯，也沒有看春晚。“實在是沒有心情。”李詩偶爾會抬頭望向窗外，街道上幾乎沒有人，很久才會有一個人經過——戴著口罩，行色匆匆。
人口千萬的現代都市，城市交通驟然封鎖、停運，如同人體的血液停止流動。李詩已經一個多星期沒有下樓了。
在不斷上漲的感染人數下，總得有人邁出家門，為改變現狀做點什麼。高中生李詩的媽媽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婦產科不是與疫情直接相關的科室，但人類的分娩並不會因為突發的疫情而中止。
出行成了最現實的問題。剛封城時，市民自發組成志願者團隊，接送醫務人員上下班，如今是滴滴司機無償接送。直至大年初六，李詩的媽媽仍然每天在外奔波12個小時。李詩很少在白天見到媽媽，媽媽總是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出門了。
與李詩的情況類似，穆清也很少聽到爸爸的聲音。“總是開會，總是打電話。”穆清的語氣裡有些怨氣。當得知爸爸可能被派去一線抗疫時，18歲的穆清忍不住爆發了：“我當時對爸爸說，我想和醫院吵架。”
這是來自一個女兒的擔憂。而擔憂源自對未知病毒的恐懼，更源於潛在的風險。穆清的爸爸所在的醫院幾乎沒有針對冠狀病毒的防護裝備，整個重症科室只剩下十幾個N95口罩。沒有防護服、防護鏡，穆清的爸爸幾乎是赤手空拳地與疫情搏鬥。
“眼結膜也會傳染的啊！”在與好友通電話時，穆清忍不住哭出了聲。
在穆清的眼裡，爸爸也許不是一個合格的好父親。“小時候我發燒輸液，他在搶救病人。”“不會燒飯，也不會開洗衣機，我讀高三時連我的老師是誰都不知道。”穆清一句一句地數落著父親。
但爸爸絕對是一個合格的醫生。任職重症科室數十年，穆清看著爸爸搶救了一條條生命，也得到了一面面錦旗和一封封感謝信。“我爸在重症監護室救人基本沒有失敗過。”穆清語氣裡帶著自豪。
穆清在等待疫情結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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