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紅色牧師”

董健吾是中共早期隱蔽戰線上，從事對敵鬥爭的卓越一員。他帶有江南水鄉青浦“水文化”的傳統基因，智慧靈活、劍膽琴心的人格，讓董健吾從一名愛國的神職人員牧師，到信仰共產主義，經歷了生死的考驗。他出入瓦窯堡屢建奇功，在白區上海灘創辦紅色搖籃“大同幼稚院”，撫養過毛澤東的兒子和其他革命領導人的子女，多次營救革命戰友，策反國民黨將領起義等，尤其是奉命秘密護送美國友人、進步作家埃德加·斯諾飛赴紅色根據地延安，採寫《西行漫記》，宣傳紅色中國的革命業績，是一位鮮為人知，處在紅色大幕後的無名英雄。

苦練“童子功”

1891年農曆正月初五，正是“迎財神”的日子，在青浦古城的東門棣華橋畔的董家，迎來了董健吾的呱呱落地。董健吾的父母對財神爺在龍年賞賜的“龍子”相當高興。

董健吾出生的青浦，地處大上海的西部。青浦“人家盡枕河”，是個典型的江南水鄉，也是一方有著悠久歷史打拼“上海灘”，以“沙船”業起家，在男人都視為畏途的航運沙石等運輸業，闖蕩出一片家業。董健吾從小跟隨祖母，祖母潑辣務實的處世之術，俠義仁厚的待人之心，都在董健吾幼小的心田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董建吾原名叫選青，這是他祖母取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寄託了她對董健吾的希望。董健吾的祖母篤信基督，為了培養董健吾，祖母專門聘請了在青浦傳教的西方牧師做家庭，為董健吾日後從教會辦的桃花塢中學，再到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附屬中學讀書，打下了紮實的“童子功”。

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的董健吾，18歲時順利地考進了上海著名的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是位中國通，對學習優秀、體魄雄健的董健吾分外賞識，董健吾很快成為他家的座上賓。在卜舫濟的力勸下，董健吾進入神學院進修。兩年後，董健吾順利畢業，正式成為一名牧師，成了卜舫濟的助手。

1925年，震驚全國的反帝“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董健吾身在神學佈道，志在愛國救亡，他率學生積極參加進步的革命活動，經劉伯堅和浦化人介紹，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由陳賡引薦，經周恩來認定，成為中央特科二科成員，成為神秘的“紅色牧師”，建立“天下大同”的偉大事業。董健吾由衷地感慨道：“我是認真的，只要共產黨要我，我願意加入。我早就想過了，要救中國，只有靠共產黨！”

從此，董健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為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赴湯蹈火，赤誠奉獻。

創辦幼稚院

1930年2月，陳賡和王弼一同來到上海的聖彼德教堂，交給董健吾一個任務，讓他利用自己的牧師身份，辦一個幼稚院，專門收養革命烈士和黨的領導人留在上海的子女。那時黨的經費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鼓動一起“扛木梢”，積極募捐，一面回到青浦老家籌款。這“扛木梢”是一句典型的青浦方言，意為造房時用的木柱很重，只有齊心協力，眾志成城，才能夠把很重很沉的木柱扛起來。

當董健吾走進青浦的董家大院，跨進熟悉的“安仁堂”門檻，就看見他的祖母坐在太師椅上，一臉的慍怒。董健吾連忙上前向老人家請安。然而，祖母的態度冷若冰霜。一生精明能幹的祖母，本來就對董健吾變賣田地意見很大，還聽說他要把變賣田產的收入無償捐獻，創辦幼稚院，就更生氣了。沒想到她最疼愛的孫兒，竟這般大逆不道，把她長期經營積累下來的心血和家產，付之東流。

“選青啊，不知前世作了什麼孽，董家出了你這個敗家子！我伲董家的家業，要斷送在你的手上了！”董健吾祖母怒火中燒。

“祖母，這是耶穌的教訓，救濟貧民，扶助教友。也是您的一貫倡導！”董健吾語重心長地說道。

“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住你了。你要自己掙錢去幫助旁人，而不是賣田賣地，敗光祖傳的家產。”

在祖母和父母的一片責難聲中，董健吾將祖母分給他的幾十畝田產全部賣了，換得500多塊大洋，租了教友肖智吉醫生在戈登路（現江寧路）武定路拐角處的兩幢石庫門房子，又透過關係請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題了匾額，終於在1930年3月，辦起了大同幼稚院。

大同幼稚院收養的小孩，除了部分教友的子女，大多數是烈士遺孤，以及黨的領導人的子女。其中有彭湃的兒子彭小拜（化名小丕）、惲代英的兒子惲希仲、蔡和森的女兒蔡轉、李立三的兩個女兒李力（小名八哥子）李競（小名鴿子）、楊殷的兒子等。1931年春節前後，毛澤民親自將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岸英、岸青、岸龍從湖南板倉送到大同幼稚院。那一年，岸英9歲、岸青7歲、岸龍4歲。這些革命者後代的身份，都是絕對保密的。

毛澤民由董健吾陪著在幼稚院附近轉了個圈，發現有兩個問題：一是幼稚院場地小，孩子們長期待在屋裡不利於健康發育，更嚴重的是幼稚園離戈登路巡捕房很近，萬一有個風吹草動，後果不堪設想。董健吾聽了他的意見，又託人走了關係，想盡辦法，把幼稚院遷到陶爾斐斯路341號（現南昌路48號）的一幢兩層樓小洋房裡。這兒環境幽雅，又靠近法國公園（現復興公園），佔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陽光充足，孩子們的生活環境改善了許多。

由於中央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的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壞，大同幼稚院因為掛了于右任寫的招牌，依然艱難地維持著。1932年3月，幼稚院的保育員桂荷英外出辦事，突然失蹤。董健吾透過各種關係查詢，均未打聽到她的下落。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嚇信，警告他不得收留來歷不明的孩子，否則以支援“共黨”論處。隨後，租界當局又派巡捕房的人，前來查問幼稚園的基金來源、職員們的履歷和孩子的父母情況。幼稚園雖然有教會名義作掩護，但聖彼德堂已成了敵人注意的目標，加上董健吾長期在顧順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開露面。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黨組織斷然決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院，並將孩子們安全轉移。根據地下黨的安排，毛岸英兄弟由董健吾帶回自己家中撫養。

董健吾為了將革命領袖的孩子保護好，短短兩年的時間，先後搬了三次家，有一次情況緊急，連傢俱什物都顧不上，只拿了些細軟帶著孩子就撤走了。最後，不得不將岸英和岸青隱蔽到自己前妻黃慧英的家裡。那個時候，董健吾已經辭去了牧師職務，失去了固定的經濟來源，生活非常艱難。為此，他的幾個孩子和岸英、岸青兄弟倆都學會了扎紙花，賣給煙雜店，換回幾個小錢補貼家用。岸英和岸青兄弟倆的湖南口音很重，考慮到外出讀書不安全，就由董健吾的幾個孩子唸了書回來教他們。他們情同手足共同生活達四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