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陷,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逐步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武漢會戰後,日軍一面停止了正面戰場的進攻,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一面把重點轉向華北、華中戰場,專心對付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蔣介石雖說表面上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但其限共、溶共、滅共之心不死,因此在消極抗日的同時又企圖妥協謀和,實行既聯共又反共的兩面政策。於是,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當局在反共這一點上找到了共同語言。
挺進敵後的江南新四軍更是處於日軍、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夾擊的複雜形勢之中,處境愈發嚴峻。
1939年初,日軍開始在南京、鎮江、蕪湖三角地帶進一步增強兵力,採用攻守並用的戰術,深入重要集鎮,構築“梅花樁”式的據點,對新四軍挺進江南初期建立的茅山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掃蕩”。當初,國民黨把新四軍放在日軍統治力量最強、交通最便利、作戰最困難的條件下開展游擊戰爭,雖有牽制日軍、配合正面戰場的需要,但其主要意圖還是妄想借日軍之手削弱乃至消滅新四軍。然而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新四軍不僅沒有被削弱,反倒在江南站穩了腳跟,不斷發展壯大。於是,國民黨第三戰區丟擲了“畫地為牢”的毒計,規定江南新四軍只能在江寧、句容、丹陽、鎮江、當塗、蕪湖一帶活動,以限制新四軍發展壯大。江南新四軍的處境愈發嚴峻,正如粟裕所形容的:“黨內外,敵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錯。”
為了打破日軍的分割、封鎖和分割槽“掃蕩”,爭取更主動的局面,粟裕決定選擇薄弱之敵或孤立據點實施攻擊作戰。奇襲官陡門據點,就是新四軍挺進江南後在抗戰史上譜寫的光輝一章。
官陡門據點位於安徽蕪湖近郊日軍飛機場外圍的扁擔河兩岸,街道建在河兩岸的堤埂上,長不過百米,全是磚瓦房屋,駐有偽軍300餘人。粟裕決定親率第二支隊第3團,採取遠端奔襲,出其不意地拔掉這個據點。
對這一作戰計劃,多數同志認為過於冒險,勝算不大,心裡都替粟裕捏了一把汗。有的同志則直接表示反對,認為這個計劃不可行。理由有三:
其一,官陡門據點四周河溝交叉,河上只有約1米寬的木板橋貫通,敵人在據點周圍設有三層鐵絲網和掩體工事,可謂易守難攻。
其二,官陡門據點地理位置獨特,距鐵路不過1.5公里遠,離機場也只有3公里。南面4公里的永安橋、北面5公里的年陡鎮均有日偽軍駐守的據點。一旦官陡門有風吹草動,敵人必會從西、南、北三面據點派出增援部隊,半小時內就可以趕到。從蕪湖機場起飛的敵機不到兩分鐘即可飛臨官陡門上空,實施空中支援。
其三,進攻官陡門據點的路線只有兩條,不僅要透過幾條深不可涉的河流,而且必經敵人重兵把守的青山、黃池據點。
粟裕向大家耐心解釋:“過去的三年游擊戰爭是在交通不便的山區打的,而現在我們是在交通發達的平原、水網地區同敵人作戰。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速戰速決,必須採取突然的、短促的像閃電樣的突擊,打他個措手不及,讓他沒有還手的工夫。”說到這裡,粟裕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我們要像鷹抓兔子一樣才行。戰鬥行動一定要非常迅速,一旦短時間內無法解決戰鬥,而敵人的增援又快,就必須果斷撤出戰鬥,堅決擺脫敵人,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大家紛紛點頭表示贊同。
粟裕接著說:“兵法雲:出敵不意,攻敵不備。敵人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麻痺大意的地方,看似固若金湯的據點,實則疏於防守、不堪一擊。敵人絕對料想不到我們會遠途奔襲四周有重兵蝟集的官陡門據點。只要我們計劃周密,行動果斷,就一定會成功的!”
善於出奇謀、用奇兵、建奇功的粟裕,這次要在敵人的心臟地帶導演一幕出奇制勝的話劇。
二、
1月18日清晨,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部駐地狸頭橋。粟裕作了簡短的動員後,就率領部隊輕裝出發了。為不暴露行蹤,部隊在冒雨北進25公里後停止行動,隱蔽宿營。
19日上午,部隊繼續在原地休整。下午,粟裕組織部隊悄悄上船,突然轉向西開,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渡過丹陽湖。部隊翻過湖西岸的堤埂後,立即換乘早已預備好的幾隻裝肥料的貨船,繼續隱蔽西進,於午夜時分到達預定地點集結,整裝待命。這裡距官陡門還有近40公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