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是個寫戲的。
老牛不是真寫戲的,真寫戲的是指寫劇本、作曲。這些老牛不會。老牛會的是代表劇團和外單位談演出合同。說白了,老牛就是劇團跑業務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業務經理。
業務經理嘴巴都能諞,白的能說成黑的,黑的能說成綠的,說假話臉不紅心不跳。老牛也行,說話就像沒了龍頭的水管,一綹一串滔滔不絕,聽起來能煩死人。可沒人敢煩他,那時劇團紅火,有好演員也有好戲,有單位排著隊請劇團去唱戲,誰前誰後誰白場誰晚場,團長老年忙得顧不上,都是老牛說了算。
老牛牛氣得很,有人找來了,他昂著頭板著臉坐在桌前抖著二郎腿,屁股下面的破椅子也高興地“咯吱咯吱”幹叫喚。來人見了,一邊遞煙一邊點火,要賠著小心說好多的好話。老牛吃完煙,把手裡的菸頭彈出門外,才開始說事兒。事兒很簡單,他的話長,嘟嘟囔囔沒完沒了。眼看到了飯點,來人說:“牛老師,我們把戲寫一下吧。”老牛說:“不急不急,我還沒和團長溝通呢。”來人說:“團長啥時回來?”老牛說:“團長忙呀,也許下午,也許明天,也許後天。”工夫也是錢呀,來人也是明白人,說:“那牛老師,你不嫌棄,我們——找個地方喝兩杯?”老牛舒顏一笑,說:“看你這話說的,我不去的話還說我拿大牌了。”來人說:“牛老師本來就是大牌呢。”老牛放下大牌的架子,親切隨和地去了。他不在乎什麼地方,有豬頭肉就行;也不在乎什麼酒,能喝醉就行。老牛喜歡那種醉醺醺飄飄然的感覺。來人以為老牛喝醉了就可以籤合同了。“慢,”老牛說,“我還要到現場看看吃喝拉撒睡的地方,我要為團裡幾十號人負責呢。”改天,老牛騎著那輛破舊的紅旗牌腳踏車去看演出的地方,接著又喝一場酒。喝到醉眼迷離,他才掏出劇團統一印製的合同,讓人家過目簽字。這時,老牛會說:“老哥,你這事兒辦得好,到時我給你挑幾個女演員陪你喝幾杯。”那人很驚訝。老牛說:“他們平日只陪領導喝酒呢。”那人聽了,喜滋滋掏出屁股後面的章子,一摁,這戲就寫成了。
回到團裡,老牛拿出合同在團長那裡叫喚,說是寫個戲好作難,讓人費勁巴力的。團長說:“費勁巴力的是唱戲的演員、樂隊的師傅,沒有他們費勁巴力弄一臺好戲,你寫戲才作難呢。”老牛脖子一梗,說:“沒我這個寫戲的啊,你有好戲也球不頂。”
真應了老牛的那句話,有好戲也球不頂。還是那些演員,還是那些文武樂隊,戲排得比原來還要熱鬧好看,愣是沒幾個人看戲了。團長把希望寄託在老牛這個寫戲的身上。老牛已經是副團長了,他很想顯擺顯擺副團長的能耐。風水輪流轉,老牛也知道比不得過去,放下架子弓著背賠著笑地求人,還是寫不來戲。為了寫戲,他還帶著女演員去陪酒陪舞,抑或是請客送禮,仍然球不頂。不過,老牛可把自己的戲寫成了。
他從劇團副團長一步當上文化局副局長。
劇團的日子更難了,一連幾個月發不下工資。那些老同事以為他會念舊情,關照關照劇團呢,他愣是不管不問。團長找到他,他歪倒在沙發上,腳在茶几上敲著節奏。不待你說完,他說:“我知道了,等我和局長研究了再說。”團長知道他的愛好,想請他小喝兩杯,他頭一擺,說不是那個縣長叫,就是這個局長請,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生活難以為繼,美工老孟拉了一杆子年輕人組成演藝公司到外地發展去了。剩下的同事有的改行,有的退休,一個紅紅火火的劇團只留下幾個看門的人。
老孟能幹,他把演藝公司搞得紅紅火火,演出的節目還上了中央電視臺,省報也作了長篇報道。按說這是件好事,而縣裡領導覺得一個縣連劇團都養不起,很丟臉,要求演藝公司的演員全部回來上班。
外面能演節目能掙大錢,老孟他們才懶得回來。那時,老牛已經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長,他威脅說,不回來就一律除名。老孟急乎乎地跑回來找老牛。老牛坐在老闆桌前,人窩在真皮老闆椅裡,腳架在老闆桌上抖得歡勢。老孟咽口唾沫說:“要我們回來可以,要跟局裡籤合同,我們保證有好節目,局裡按照演出場次給予補助。”老牛說:“好節目頂球用!你們演不演都成,局裡給你們發一半工資。”這個條件比原來還差,老孟還想爭取一下,可演藝公司的演員聽說了,覺得不演戲還有錢,都說老牛的辦法好,多數人呼啦啦回來了。老孟的演藝公司只好散了。
這回,老牛又把戲寫成了,他除掉“代”字當上了局長,蹦得更歡勢了,而劇團的日子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