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富強亡國

富強速亡的隋朝

中國歷史上，強大而速亡的朝代有兩個，秦朝和隋朝。

研究歷代王朝的興亡歷史，一般地說，凡是即將滅亡的朝代，一定經過了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其一，腐敗加劇，政府的社會主流風氣，守法者犯法，社會掠奪代替社會管理矛盾加劇，邊境地區的衝突逐漸向中原蔓延。其五，這些人禍勢必引發天災。所有這些矛盾相互激發，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的深淵。

然而，隋朝的情況與此完全不同。一個新建立不久的政權，剛剛完成了武力統一中國的歷史任務，百廢待興，萬業待舉。轉眼之間忽然土崩瓦解，灰飛煙滅。這種歷史景象，如同泰山崩在眼前，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隋朝的富強是後人的共識，究竟有多富強呢？北方逼迫突厥臣服，南方一舉掃平陳朝，西方打敗吐谷渾，都是強大的證明。除了東方高句麗問題損兵折將以外，隋朝的四方政策幾乎無往而不利。隋朝的富有呢？更是史載昭昭。貞觀二年，根據唐太宗的說法，當時天下還在食用隋朝的糧食積累。唐太宗說隋文帝楊堅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一直到唐太宗貞觀年間，君臣仍然對隋朝滅亡的緣由討論不已。根據唐太宗的看法，隋朝的皇帝而愛倉庫，所以在國家財富不斷的積累過程中，社會矛盾也在不斷積累。隋煬帝繼承了父親留下來的財富，也繼承下了社會矛盾。他的奢華無道，是在舊有矛盾上火上澆油，最終導致滅亡。

國富而民窮

在推翻隋朝的運動中，很多隋朝的官員參與其中，從大業九年（613）的楊玄感造反，到大業十三年（617）的李淵晉陽起兵，都證明瞭這一點。於是有研究者認為，隋煬帝的政策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富強而不能與民共享，才是隋朝滅亡的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是一般貧苦百姓掀起了暴動的浪潮，然後才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嚴重分化，一部分在隋朝政權內部高官任做、駿馬任騎的人物，看到了社會的動盪，看到了隋朝滅亡的必然趨勢，於是加入到反叛的陣營之中。

唐太宗時期，馬週上書言事，曾經指出隋朝資敵情況：“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這不過是天下大亂的一個縮影而已。《資治通鑑》記載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於是，政府的行為給反叛者提供了良機。瓦崗寨上的農民暴動軍隊，及時地加以利用。徐世績建議李密，立刻攻打黎陽倉，他說：“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於是李密派徐世績率領五千人攻下黎陽倉，然後開倉恣民就食，很快獲得勝兵二十多萬，反隋的力量再次得到增強。

饑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只要一點點活命糧，就能獲得他們的拼命支援。獲得他們的支援很難嗎？從隋末反叛者的行為看，這並不難。最需要拯救的最容易拯救，關鍵是沒有施救者。隋朝政府，為什麼如此成全了自己的反叛者呢？他們的政策，蔑視民眾、漠視民眾的觀念已經成為習慣，他們已經走到了無力改變自己、拯救自己的路盡頭。這其實只是最終的局面，而這種局面的形成，並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

天災人禍

隋朝的滅亡，當然不僅僅是分配過程中的兩極分化問題，生產過程也存在著嚴重的政策失誤。隋朝末年的社會危機，史學家都看到了自然災害的巨大影響。但是，天災在古代，始終都與人禍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隋朝統一天下不久，隋煬帝就大興土木，興建巨大工程。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就下令修建東京洛陽城。在正式修建洛陽城之前，隋煬帝先徵發幾十萬民工挖了一個巨大的壕溝，從龍門一直到上洛。這是一條軍事天塹，等於在長安、洛陽以北設定了一道軍事防線，長度近一千公里。這條壕溝，後來沒有什麼記載，在軍事防衛上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但是，幾十萬民工的勞動的付出卻是實實在在的。

不僅如此，在洛陽城修建的同時，隋煬帝又開始了大運河的修建。大業元年三月，隋煬帝徵發河南、淮北各地男女民工百餘萬修建通濟渠，以打通淮河與黃河的水路。同時，再徵發民工十多萬溝通邗溝，溝通淮河與長江。兩個工程完成得都很快，三月開工，八月完成。大業四年，隋煬帝再次徵發河北各地男女民工一百多萬開通永濟渠，開啟黃河與桑乾河的通道，使得大運河的北端到達今北京地區。大業六年，再次下令修建江南河，把鎮江與杭州連線起來，但是這次動用了多少民工，沒有具體記載。修建運河的時候，勞力不足顯現出來，於是開始徵發婦女，“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隋書·食貨志》）隋煬帝政府對於社會勞動力的使用，幾乎就是竭澤而漁的政策。

隋煬帝的工程到此並沒有結束，同時期還有修築長城的浩大工程。

大業三年七月，隋煬帝第一次北巡，“興眾百萬，北築長城”。一年以後的大業四年七月，隋煬帝第二次北巡，再次徵發丁男二十萬，繼續修築長城。大業五年六月，隋煬帝西巡吐谷渾之地，從青海途經大斗拔谷進入河西走廊，在大斗拔谷遭遇大風雪，隨行士兵四十萬，凍死甚多，有的記載說是“大半”，有的記載說是十之二三。皇帝出巡，雖然是皇帝的一種職責表現，但是當時條件下，確實是地動山搖的大事。即使這種突遇大風雪的事情屬於偶然，但是皇帝隨行大隊人馬的耗費，就是地方的沉重的負擔。

大業六年修建江南河，當年隋煬帝第二次南下揚州。轉年，隋煬帝就發動了對高句麗的戰爭。經過一年的準備，隋煬帝御駕親徵，率領大軍113萬人，而負責糧草運輸的民工“倍之”（《隋書·煬帝紀下》）。第一次徵高句麗，到達前線的35萬軍隊，回來的只有兩千多人。於是，各地暴動紛紛出現。大業九年，第二次出征，內部爆發了楊玄感叛亂，打亂了隋煬帝的部署。大業十年第三次出征，高句麗國王假投降，給了隋煬帝一回勝利的感覺。此後，隋煬帝還在準備繼續用兵高句麗，但是國內的民眾暴動已經全面爆發，局面已經失控，等待他的是天怒人怨和隋王朝的土崩瓦解。

隋煬帝即位開始，政府的重大工程就隨之上馬，此後幾乎無年無大役，動輒就是役使民眾上百萬，年年不得休息。大量的勞動力脫離土地，脫離生產，整個社會因為農業生產開工不足，社會積蓄大量消耗，最後形成坐吃山空的局面。大量農民長期脫離土地，造成的後果是可怕的。本來在分配領域就是國富民窮，而大量的勞動力不能從事生產，造成民間儲備。一旦饑荒發生，民間必然全部依賴政府。而政府的功能減弱或喪失，只能激發民變。

不無諷刺的是，隋煬帝在下達修建洛陽城的時候，他在詔書中還說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隋書·煬帝紀上》）但事實上，他的一系列政策不僅剝奪了百姓的發展權，甚至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權。

不是所有的社會矛盾都會導致政權滅亡，但是任何社會矛盾，尤其是政策性失誤導致社會不公，總會對政權的合法性造成傷害。隋朝這樣的政權，給歷史提供的幾乎盡是教訓，這就不單純是這個政權的悲劇了。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各個部分互相依存，如果各種矛盾只能激化到用改朝換代才能解決的地步，說明這個社會的結構存在著巨大缺陷。歷史已經證明，人類的自我管理能力一直在提高，防患於未然並非不能實現。隋朝滅亡以後，唐太宗君臣就多有震動，他們很認真地在進行總結。唐太宗說的“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就是有感於隋朝的富強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