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家袁枚在擔任溧水、江寧、江浦、沭陽等地縣令的七年時間裡，留下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一張黑榜治奸民
袁枚為縣令期間相當勤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而易宗夔於《新世說》裡則對他的折獄之才詳加敘述，“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也就是說袁枚每到一地，都在明察暗訪之後建立了一張“黑榜”，把不良分子的名字公示，三年沒有劣跡才從榜上撤下，這種做法既對黑惡勢力是震懾，也是勸勉，給其改惡從善的機會。
當時有一塊鄉間土地，因為沒有地契，所屬不明，導致附近兩家人聚訟多年，爭執不休。袁枚見他們打官司的狀紙前前後後堆起來有山高，就笑著說：“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於是把所有案牘都作廢，重新測量土地，發給地契，使他們各自耕種，一起積案就此告終。
據《碑傳集》記載，乾隆十三年，江南發生災荒，銅井村將一批糧米運到吳門的時候，“有率劫之者”。這樣的搶劫擱在其他官員的手裡就是“殺頭”二字了事，但袁枚以為，災荒之年，遇到犯罪害怕災荒進一步加重，才將這些糧米截留，以做救急之用。袁枚“諭以情法，追米還之”。
不過相比處理上述問題，袁枚有個特殊的才能，就是特別擅長處理家務糾紛。
早產寶寶是貴人
《蕉軒隨錄》記載，袁枚任江寧縣令時，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村民們問明她的姓氏，次日送其還家。韓姓女子本與江寧縣東城李秀才的兒子訂婚，李秀才“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想必是兒媳婦與銅井村中某人有姦情，找個藉口跟姦夫約會去了，便到縣衙告狀，要求退婚。
袁枚說：“古代還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你知道嗎？”李秀才不信。袁枚拿出元代著名學者郝經所著《陵川集》示之，書上果然記載著有個吳地女子被風吹了六千里來到一戶梁姓人家。袁枚說：“郝文忠（郝經諡號‘文忠）一代忠臣，豈肯誑語？只是當年那個吳門之女旺夫，嫁給梁家後，梁家大富大貴，恐怕你的兒子沒這個福氣嘍！”李秀才趕緊撤銷了訴訟，“兩家婚配如初”。
李調元著《淡墨錄》中亦記載一事：袁枚任沐陽縣令時，有個女人出嫁五個月就生下一個兒子，在今天看來這不過是早產，但古人卻以為那女人必定是婚前就與人有奸，“先孕後嫁”。丈夫忍受不了鄉暈鄉間的嘲笑譏諷，一紙狀子告到縣衙。
第二天公審時，“觀者如堵”，袁枚“盛服而出”，向原告祝賀，那人“色愧俯伏座下”，以為縣令是在嘲諷自己，但袁枚卻說：“你實在愚昧，可謂得福而不自知也！”“自佔生育之事，有速有遲，皆屬正常，在史書上有很多記載，過了產期才降生的’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於產期而降生的‘感氣之清生而主貴。前者比如堯和舜，後者比如本知縣，也是母親懷孕五月即生下，雖然才疏學淺，卻也入選詞垣，出司民牧，為一縣之宰，不信，問問我的母親即知。”
言罷，讓那女子抱著孩子進入縣衙後堂，片刻，“兒系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眾人看得目瞪口呆之時，婦人跪地哭泣道：“蒙太夫人優賞，已經認了我兒做孫子。”袁枚一聽，立刻嚴肅地對原告說：“這麼說，這個孩子就是我的義子了，我會好好教導他，讓他將來的功名一定在我之上。”堂下人們齊聲歡呼，“於是兩家之羞盡釋”。
當然，袁枚這種溫和的辦案方式只是應對“家務”，如果遇到人命官司也是毫不留情。從這點看，隨園主人絕不是隻會寫詞話和品美食，斷起案來照樣能頭頭是道。
清人許仲元的《三異筆記》中記載了一位“王二先生”的故事。這位王先生是紹興人，善於寫奏摺公文，不管是刑事還是財政方面的事都非常內行。他在雲南的時間很久，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成為當地的首席幕僚。他的家就在省衙附近的一座花園裡，亭榭戲臺，奇花異草，樣樣齊備。總督、巡撫有事還可以批條子召見他，但道臺、知府以下的官員就只能登門求見了。
雲南的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許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賀長庚，都是他的兒女親家。省會所在的雲南府知府是杭州人莊肇奎，與他的關係更加密切。平時他的左邊一個皮包裡放刑事方面的文書，右面一個皮包中放財政方面的文書，簽訂意見後就讓僕人報到布政司和按察司衙門去，兩位長官一般不會再有任何改動。
各府、廳、州、縣的官員到總督、巡撫衙門參見以後，中午必定要聚集到他家中，有的拜見上司和要人，有的會見朋友，審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娛樂的更離不開他家。他家裡常常是一個廳上在審訊，鞭打聲和吆喝聲一片喧譁；另一個廳上卻是笙歌悅耳，舞姿婀娜；彼此互不干擾，各行其是。
王先生每天晚上都要設宴請客，用具也與眾不同，有專門設計的大方凳、寬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選單後可以各人自點，每人有一把酒壺、一個菜盤，各吃各的，專品一種還是每樣都嘗悉聽尊便。
王先生是位紹興師爺，雖然是省裡的首席幕僚，卻是毫無官職的，當然屬於吏，而不是官。但他的權勢卻遠在省裡絕大多數官員之上，除了總督、巡撫這兩位最高首長，誰也不能不聽他的。他的家儼然就是處理省內日常事務的衙門，也是實際上的行政中心。他的生活在省裡也肯定是第一流，並且十分新潮，推出當時絕無僅有的高階自助宴會。不用說一般中下級官員，就是省中大員也未必能有如此排場。
王先生這樣的例子或許只是個別的，但吏的權力之大，並且往往在實際上操縱著官，卻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朱克敬的《瞑庵雜識》裡面記載了清朝末年一個吏所說的話，其坦率和自信的程度簡直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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