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役，粵系的十九路軍和中央系的第五路軍，在上海與日軍苦苦“膠著”33天后，忽然在一夜之間，匆匆退出淞滬，撤至第二防線（即嘉定、黃渡之線）。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日寇以數師之眾，自瀏河方面登陸，我無兵增援，側面後方，均受危險，不得已於三月一日夜將全軍撤退至第二道防線，從事抵禦。”（見十九路軍1932年3月2日電）
然而民間卻流傳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認為：因為在南市一帶負責指揮的王賡旅長，急著要到禮查飯店會晤他的前妻陸小曼，而且居然帶著軍用地圖就闖入了“公共租界”，結果被跟蹤而來的日本特務當場活捉。軍用地圖的機密為日軍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兵。
謠傳密會佳人
對此，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在《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中亦有提及：“敵增加兵力後，我軍召開軍事會議。王賡以稅警團旅長身份與會，散會後王取去十九路軍‘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當時在會場上散發的）。王當晚跑到租界舞廳跳舞，被日軍偵知，將王‘逮捕，搜去該項軍事檔案。第二天，日本報紙吹噓俘虜十九路軍旅界曾編排’王賡獻地圖一劇公演，以揭露和譴責那些勾結敵人、出賣祖國的民族敗類。”
“王賡獻地圖”和1931年“張學良伴舞失東北”一樣，鬧得滿城風雨。馬君武曾寫《哀瀋陽》二首，大大地譏諷了張學良“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無獨有偶，北平燕京大學教授鄧之誠，以“五石”的筆名寫了一首仿吳梅村《圓圓曲》的《後鴛湖曲》，載於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報》，大大譏刺王賡為了和陸小曼幽會而丟失地圖之事。
王賡是陸小曼的第一任丈夫，1918年自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後，返國進入北洋政府陸軍部任職。1920年與陸小曼在北京結婚，當時王賡26歲，陸小曼18歲，才子佳人，令人稱羨。1924年，王賡應西點軍校老學長溫應星（中國首位西點軍校畢業生）之召，參加中東鐵路警衛工作，任哈爾濱警察廳廳長。他隻身赴任，把陸小曼留在北京孃家，這不啻給早已和陸小曼相識的徐志摩一個乘虛而入的機會。
徐與陸的戀情，甚囂塵上，王賡自知已無法挽回，曾言：“小曼這種人才，與我是齊大非偶的。”於是同意與陸小曼離婚。當時上海的報紙曾登出醒目的標題：“王賡讓妻，氣度非凡。志摩娶婦，文德安在？”以此形容他們三人的處境。
失去嬌妻的王賡，在軍旅中也並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總部參謀長，離開孫後，又成為唐生智部下，但都未能有所作為。1930年，財政部部長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顧名思義，那本該是一支用於緝私徵稅的非正規部隊，但在宋的苦心經營下，卻變成了一支連當時甲級正規軍都無法比擬的精銳部隊。
宋子文是留美出身，稅警團領導人當然也要由美國軍校出身的人擔任才夠格。第一任、第四任總團長是溫應星，第二任總團長是王賡，都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
王賡領導的稅警團在上海，從1930年到1932年初，過的都是太平日子，不過操練、巡邏、緝私而已。直至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為了抗拒日本軍人和浪人的橫蠻侵略，在閘北地區跟他們打起來了，警衛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都趕過來支援。在上海的稅警團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在番號上它被改成了隸屬八十八師的獨立旅，王賡任旅長。
何以戰時去租界
1932年2月27日傍晚，響了一整天的槍炮聲沉寂下來，脫離戰場的王賡騎著一輛摩托車穿過了外白渡橋，進入公共租界。
據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日（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局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
傳說王賡隨身帶有守軍戰線配置的輿圖和檔案，一併落入了日軍手中。而王賡為何以一個戰地軍官的身份，於戰事尚在進行之時，到非戰地區的公共租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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