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白色恐怖時期，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特科在上海積極開展情報保衛工作，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為了有效預警和應對敵人的破壞活動，調查和懲治叛徒，中央特科在策反國民黨要員方面有不少探索。
鮑君甫（1893—1969，廣東香山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化名楊登瀛）是中共在國民黨內建立的第一個反間諜情報關係，曾為中央特科提供了許多及時準確的情報，為保衛黨組織的安全發揮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筆者新近發現的鮑君甫履歷、舊刊報道等檔案材料表明，鮑君甫具有多重社會身份，發揮的作用也不限於此。
周恩來派陳賡與他聯絡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閘北是一批左翼文人、共產黨人的聚居區和活動基地。當時，鮑君甫住在新型革命高等學府上海大學（原校址在閘北青島路）附近，與上海大學的許多人相識。大革命時期，鮑君甫就與在上海大學執教的瞿秋白、惲代英等共產黨員常有交往。在1927年北伐軍到上海前，他曾幫助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籌建人、上海大學教授李季出版《馬克思傳》。他還與曾在上海大學半工半讀的共產黨員、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交上朋友，幫助共產黨做了一些工作。
從1925年11月起，共產黨員陳養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發行科長，負責向各地轉運廣州的進步書報、雜誌，租住在四川路虯江路口鴻慶坊。1926年春，鮑君甫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陳養山，並教他學習日語。陳養山常將《中國青年》《語絲》《嚮導》等書報送給鮑君甫，兩人遂成為好友。鮑君甫有時幫陳養山去郵局領取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寄來的進步刊物，還幫他在公共租界找到安全的收信地點。透過陳養山，鮑君甫又認識了敖景象、沈雁冰、陳望道等共產黨人。五卅運動期間，鮑君甫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買書，結識了廣東老鄉楊劍虹。1928年，“中統”前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在上海籌建偵察機構，在調查科主管情報的時任採訪股總幹事楊劍虹選定鮑君甫一同籌建，並把他推薦給調查科主任陳立夫及其繼任者張道藩。楊劍虹去南京任職後，鮑君甫遞補了楊劍虹的位置，在上海為國民黨從事特務工作。
1928年3月，陳養山在浙江武裝起義失敗後輾轉到上海，偶遇舊友鮑君甫。陳養山無處安身，便暫住他家，得知他想為共產黨做事，陳養山就向黨組織做了報告。當時中央特科剛於4月設立情報科（特二科），陳賡為科長。中央特科的負責人周恩來認為鮑君甫這樣的關係，在政治上雖然不很可靠，但對打入國民黨內部確實非常重要。1928年5月（一說1927年底），周恩來派陳賡與鮑君甫見面，指示他在國民黨內部潛伏下來，並設法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構。
對中共“極力幫忙”
調查科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下設機構，而1927年國民黨清黨的一個結果，便是上海特別市黨部的絕大多數領導成員都與陳立夫的CC繫有關。由於陳立夫是調查科主任，鮑君甫在市黨部多少能夠得到方便，有助於他獲取一些資訊。1930年春，中共軍事幹部史書元叛變並向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告密，鮑君甫發現後即通知陳賡處理。
楊劍虹是陳立夫的親信，而鮑君甫作為其繼任者，與國民黨頭面人物的關係也非常好。陳立夫、張道藩每到上海，鮑君甫常周旋其間。徐恩曾也對他說：“在用錢上，中央（指陳立夫）總是依從你的。”徐恩曾每到上海必到鮑家探望，對他親自函電指示工作，但從不檢查其工作，以示信任。1928年5月進入調查科的張國棟曾與鮑君甫同事4年，他回憶說，鮑君甫每次來南京，徐恩曾都派採訪股總幹事張衝、特務組長顧建中殷勤招待，到高檔大飯店宴請鮑君甫。
於是，蔣介石交辦給調查科的重要大案也會由鮑君甫獨自負責處理。1928年2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林塞維克》的印刷廠暴露，蔣介石得悉後令鮑君甫查辦，鮑立即告知當時還未叛變的顧順章通知編輯部轉移。1930年4月，中共黨員黃第洪（黃警魂）從莫斯科回國後密函蔣介石稱可誘捕周恩來，蔣介石把密函批給陳立夫、徐恩曾，最後轉交鮑君甫辦理，這一安排使周恩來及時獲悉黃第洪已經叛黨投敵。
早在1928年，陳養山暫居鮑家時就看到：“楊劍虹要抓什麼人都告訴鮑，有時還帶鮑去，楊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警察局等機關去，經常帶鮑去。”上海的警探機關都把鮑君甫當作“中央親信的人”，調查科特派員辦公室甚至可動用市公安局特務組和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開展活動，兩者只要有錢拿就很“聽話”，並且經常提供情報。
鮑君甫在上海特別市公安局（1930年7月改稱上海市公安局）有兼職，1927年10月至1931年8月均擔任市公安局薦任科長，其中1929年7月4日升任其督察處督察員。1929年3月，中共早期革命家鄭超麟等人被捕到南市公安局，4月交保出獄時顧順章來看他們，說“鮑君甫此次極力幫忙”；而鮑君甫也說自己催促公安局第三科解他們去龍華監獄，“因為經過兩個機關辦理，容易含混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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