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鐵與綢之間

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個政治詩人，一個廟堂裡誕生的抒情者。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他沒有走入逆境，很可能成為西方的那種“桂冠詩人”，詠廟堂之趣，歌廟堂之德，而且不乏強大、絕美和華麗。他將領受一切王權的光榮和恩惠，獲得崇高的世俗地位。以他的資質、能力和身份，完全諧配那頂桂冠。

然而屈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一個政治失意者，一個被排擠和傾軋的廟堂忠臣，進而成為一個流放者。記載中至少有過兩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壓力加大，苦難加重，最後窮途末路，一死了之。

這一切的根源頗為複雜，有政見之爭，有個人恩怨，還有其他種種難言的一切，但政見分歧可能是一個癥結。楚國宮廷結構和生活指向。在七雄競逐的政治版圖上，領土闊大的楚國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倒向和傾斜於某一方，後果將是致命的。

諸侯割據、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催生了一大批“合縱連橫”的搖唇鼓舌者，即所謂的“縱橫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局面更加動盪。從一段段奇妙的歷史記載中，便能感受那個充滿了戲劇性的特殊時代，那些記錄簡直不像真實的歷史，而更像一出演義，像埋下了伏筆的戲劇設計，像一支掛在牆上必要打響的槍，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理論中所規定的格局：既驚心動魄又過於巧設。

可是真實的歷史確是如此，張儀和蘇秦之輩屢屢得手，他們以一人之力攪動天下，無論是秦國、齊國，還是其他五個大國，無論多麼神聖莊重的盟約，多麼足智多謀的臣僚，多麼威赫的文武班底，竟然都難敵一人口舌之力。他們時而唇槍舌劍，時而聲情並茂，其巨大的說服力、誘惑力簡直令人不可想象，歎為觀止。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當時的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甚至影響了一個民族的未來，並且直到幾千年之後的現代社會，都要承受當年的歷史後果。

當時中華民族曾面臨許多選擇，或是將命運指標撥向窮兵黷武的西部強秦，或是撥向繁華富庶的東方齊國。齊地海風吹拂，物質富裕，昌明而奢華，其強勁的物質主義和商業主義在戰國時期最為突出。它與秦國那種嚴苛、凜冽的高原性格相距甚遠，與現代物質主義的揮霍奢靡、與強大娛樂主義的末世情結，倒是頗為接近。當時處於齊國腹地的東夷族已經發明瞭鍊鐵術，從而使冷兵器時代發生了一次飛躍，出現了更加鋒利的刀劍和箭鏃，於是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原來銅錫合金為主的金屬兵器，得到大幅度的躍升和改良，殺伐之力大為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