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奸”名遮蔽的蔡京

在元代脫脫等編撰的《宋史·奸臣傳》中，蔡確、章惇、蔡京、蔡卞、呂惠卿、曾布皆赫然在列。蔡京當然有“奸”的一面；蔡京也有不那麼“奸”的一面，遺憾他的光亮，被一條髒汙的“奸”名抹布覆蓋了。

對王安石新法在承續基礎上又有突破性創造者，當數蔡京。首先，蔡京在相位近二十年，有職權且花樣翻新地推行“新政”，雖然中間幾經波折；其次，蔡京幹壞事、幹好事都手段霹靂，有超強的執行力，是能幹大事、幹成大事的人。他的執行力，應該不亞於王安石。

大臣侯蒙曾在宋徽宗面前評價蔡京：“若心術正，當為千古賢相。”“心術”正歪，與為臣“賢”否，當然有關聯。但在宋徽宗眼中，“心術”如何，只要不涉及忠誠，不威脅到其龍椅的穩定性，是無關緊要的。宋徽宗最需要的是“能”——治國理政的能力。

“崇寧興學”

先說興學，史稱“崇寧興學”。早在哲宗親政、章惇即將任相時，蔡京就曾於道途中拜謁躊躇滿志的擬任宰相，從衣袖中“出一軸以獻（章）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但章大人心不在此，拒絕了他的良謀：“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

到崇寧元年（1102），蔡京任相，立即於八月二十二日上疏建議天下興學，獲准。這份奏疏所奏的內容，可視作興學的一份總體設計、規劃：

以學校為今日先務，乞天下開置學養士，如允所請，乞先次施行。一乞罷開封府解額，除量留五十人充開封府上著人取應外，餘並改充天下貢士之數……一乞置州學，並差教授二員。一乞增置田業養士，應本路常平戶絕田土物業，契勘養士合用數撥充……

依蔡京“起請”，宋徽宗下達了一系列興學的詔書。“崇寧興學”的不同之處在於，無論興學的範圍、數量、體系，都超以往兩次興學，形成遍佈全國州縣的學校網路。據大觀三年（1109）朝廷統計，全國24路教養大小學生總數達167622人，學舍有95298楹，各地學田計105990頃，形成“曠古未有”的規模。

令人驚歎的是，還同步設有六類專科學校：武學、律學、醫學、算學、書學、畫學，後三個門類為崇寧時期首創，中國美術院校可以從這裡找到源頭。更為驚歎的是，對書學、畫學考試，已經立出不同的等級標準。至大觀元年（1107），原科舉取士舊制廢除，悉改由學校升貢。學生透過學校層層升級，最終經殿試進入政府授以官職。

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

再來看看宋徽宗、蔡京時期創設的對鰥寡貧病老弱者的社會救助機制。

在大雪飛揚的街頭，一隊巡視巷陌的小吏，看到一位拄拐佝僂行乞的老人，立即向前，將之攙扶到一個專門的處所，交給那裡的管理人員，這個處所名為“居養院”，相當於今日所稱的福利院、養老院；當小吏們發現道側已倒斃在寒風冰凌中的死者，則用麻布將屍體包裹，抬送到另一處所，這個處所名為“漏澤園”，相當於今日所稱的公墓。還有一個處所名為“安濟坊”，是官辦的醫療診所，專門收治那些貧病無錢診治、無人護理的老者。

對這些，南宋的朱熹不吝讚詞：“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

崇寧五年（1106）八月，尚書省報告：有江南西路官員發現某些漏澤園管理不善，導致有逝者“埋瘞不深，遂致暴露”，於是下詔“凡漏澤園收瘞遺骸，並深三尺”。管理精細到此種地步，不能不為之一嘆！

理財·斂財

無論是君臣共享“豐亨豫大”，還是為民施仁政，都離不開一個東西：錢幣。蔡京具有超強的理財能力，因而雖幾番被罷，又幾番被重新起用。

蔡京施行的經濟變革是理財或斂財？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歷來爭論不休。諸如蔡京發行“當十錢”，即比當時的“當二錢”用料少、面額更大的錢幣，遭遇的阻力最大。趙挺之、張商英取代蔡京任相，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廢鑄“當十錢”。“當十錢”只是在部分地區推行，確實為中央財政帶來滾滾財源。但在今日看來，發行大額貨幣，幾乎是全世界應對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之一。

蔡京的經濟變革，還涉及茶法、鹽法、漕運與方田法等。僅就茶法而言，有宋一代屢經變革，因其中有巨大市場空間和商業利潤。政和二年（1112），蔡京對茶法進一步改革，形成了一整套政府與茶商共同購銷茶葉的流通系統。首先由政府指定部門印行“茶引”，“茶引”是購銷茶葉的合法憑證，商人必須首先向政府部門購買“茶引”，才能據此去茶葉產地以低價向茶農批次購買茶葉，然後到指定的地點去提價銷售。對茶商的購買量至銷售情況，政府都全流程嚴密監控，並從中抽息，這就相當於現代政府的稅收了。此種經營方式，也可稱作“公私合營”。面對宋代龐大的茶葉消費市場，僅此一項就給政府帶來多少財政收入？因此蔡京任相期間，宋徽宗的府庫裡是不缺錢的。面對堆積如山的錢幣，皇上看到了蔡京理財（斂財）能力，也自然就滋生“有錢不享受更待何時”的念頭。

也許會讓人感到奇怪：既然蔡京有如此超強的理財（斂財）能力，為何未能將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反而在面對外敵入侵時居然不堪一擊。既然蔡京有辦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的“仁者”之心，為何面對元佑黨人，乃至同黨的異己分子時卻是那樣冷酷無情、手段兇殘？那個熟誦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幼童蔡京，與登上宰輔大位的蔡京，還是同一個蔡京嗎？

也許有的問題很幼稚，有的問題很可笑，有的問題不是問題，那就權當茶餘飯後的談資，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