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有一種隱士文化，它由文人內心一種隱逸情結所造就。說到“歸隱”這個詞，很多人自然會聯想到陶淵明，千百年來，陶詩讓多少文人心生歸隱之情，他們悠閒處世，淡泊存身，充滿了掙脫名利羈絆後新生的喜悅和對生命自由的熱愛，展現了獨特的人格精神。
何為隱？好像有各種解釋，南朝劉宋·范曄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序中說：隱逸者“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隱士歸納為六種型別。學者冷成金在《隱士與解脫》一書中，則將隱士分為七種：孔子之隱、莊子之隱、朝隱、林泉之隱、中隱、酒隱和壺天之隱。文史學家陳傳席先生又有新分法：真隱、全隱；先官後隱；半官半隱；忽官忽隱；隱於朝；假隱；名隱實官；以隱求高官；不得已而隱；先真隱，有機會就出山，沒機會繼續真隱。以上種種歸納，不知是否將隱士的狀態說盡。我覺得也不盡然。
先來說說前面提到的陶淵明，那篇《桃花源記》給了我們最原始的定位，沿兩岸數百步的桃花林走下去，很快就能看到一座山。山上有小口，武陵漁人好奇鑽進去，走過狹長黑暗的山洞，眼前豁然開朗。大片燦燦平原，或者還有青青的嫩苗，這些青色鬧了起來。這個故事後世解讀許多，大致是對世外的嚮往和對桃源的追求。的確，東晉末年，混亂與動盪交織，無數陶淵明式的風骨隱士為保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不惜“藏聲於江海之上”、獨處於深山密林之中，寄情於青山綠水、詩詞歌賦、琴棋書畫，讀之寫之，思之想之，或著書立說以醒世，或積蓄東山再起之力道。
《桃花源記》告訴我們，他不是天然喜歡恬淡安逸，而是心中有大不平，想寄託自己一生未達成的理想和希望。思想固然很深，這篇文章即使不讀那麼深，單看景色也很好。葉嘉瑩也說，在中國所有的作家之中，如果以真淳而論，自當推陶淵明為第一。元好問也讚美陶詩“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在那個內憂外患並存的年代格格不入。那些明爭暗鬥的政客使他那顆用世之心寒透了，他深感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都說人生。這樣的求生方式，與陶淵明天性稟賦完全吻合，因此，他毅然收斂起那份兼善天下而不得的情懷，一頭撲進了躬耕的生活中。
還有人說，人生無非兩種境地，如江河洋洋歸於大海，海上升明月，靜而闊，浩渺一片。又或者緣溪而行，上到深山白雲間，山色空濛中，人生往往在樂山與樂水之間徘徊，或者樂山或者樂水。茫茫宇宙中，人類常常盲目地追求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他們之中也許有人永遠找不到精神上的立腳點，一生奔波，只為了“傾身營一飽”，可就算你勞碌一生，有了錦衣玉食，難道你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就實現了嗎？陶淵明在其所選擇的“躬耕”生活中感受和領悟到了人生的境界，才會與山水相伴，才會如此恬淡、靜穆，如何怡然自得、陶然自樂！
孔子曾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古代交通不發達，把一根大木頭中間挖空，就成了“桴”了。當時，江南一帶是有木筏、竹筏的，在北方多半用桴。孔子感嘆說，萬一自己在中國無法傳道，無所作為，那隻好做一個獨木舟，到海外野蠻的地方歸隱，默默無聞以終此生。由此判斷，中國文人的歸隱之志，從孔子時代就已形成。在孔子的原始儒學裡，早就為士君子二元結構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間，明顯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強調經世濟民的“入世”，但這是有條件的，叫作“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在中國歷史上有多少著名的隱逸者呢？沒有人做過統計，即使有心人，也很難統計完整。吳瑛、尹淳、陳瑾，還有王維、柳宗元、李泌、范仲淹……這一龐大的隱逸群體，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動聞名於鄉里，做出無愧於時代、彪炳於史冊的文化貢獻。隱士們或“真隱”或“被隱”，他們都得到了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的真傳。
今天，我們再來探究隱士之道，想學到他們的人性底蘊、個性定力和精神操守是不易的，唯有透過隱士高人們的人生軌跡，在獨處中，懷“漁父情結”，在短暫時日裡平心養性，賦詩抒懷，把迷失的自己趕緊找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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